俄亥俄州哥伦布——气候学家称之为“小冰期”(Little Ice Age)；历史学家称之为“普遍危机”
17世纪，冬季变得更长，夏季变得更凉，这扰乱了植物的生长季，导致欧洲各地粮食歉收。在从14世纪初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的冰川扩张期中，这是最冷的一个世纪。1641年的夏天，是欧洲过去六个世纪以来温度第三低的夏天；1641年到1642年的冬天，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有记录以来最冷的冬天。这种不同寻常的寒冷气候从17世纪20年代一直持续到17世纪90年代，博斯普鲁斯海峡和波罗的海上结起了厚厚的冰，人们可以从一边走到另一边。
欧洲的极寒气候和其他地方的极端天气事件导致了一连串干旱、洪水和农作物歉收，这些灾害又引发了被迫迁徙、战争和革命。在天灾人祸的夹击之下，全球人口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一。
气候变化的影响可以采用两种方法来考虑，既可以根据目前的趋势来预测未来，也可以研究有详实记录的过去。
17世纪发生的事情表明，气候状况的变化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政治和社会后果。眼下，美国情报机构警告说，随着全球变暖，类似的灾难可能会重演——包括在水、食物、能源供应链和公共健康方面出现更加频繁、但却不可预知的危机。一些国家可能会崩溃，饥荒可能突然降临在大量人口之中，洪水或疾病可能跨越边界，导致国内动荡或国际冲突。
地球科学家们发现，在17世纪，有三个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了作用：火山爆发的次数增加，厄尔尼诺现象出现的次数翻了一番（沿热带的南美洲西海岸出现的异常温暖的海洋状况），以及太阳黑子的消失，减少了让地球保持温暖的太阳辐射输出。
17世纪，战争、内战和叛乱激增，全球各地瓦解的国家数量超过先前或之后的任何一个世纪。仅在1648年，俄罗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和法国（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就因叛乱而双双瘫痪；乌克兰、英格兰和苏格兰都爆发了内战；而在伊斯坦布尔（欧洲最大的城市），愤怒的臣民勒死了苏丹易卜拉欣(Ibrahim)。
气候并不是17世纪所有灾难的唯一元凶，但它恶化了很多灾难。在粮食歉收或者颗粒无收的时候，疾病爆发更为常见，尤其是天花和瘟疫。1641年10月23日，爱尔兰天主教徒发起的一场骚乱把属于少数派的新教徒赶出家园时，没有人预见到会出现严重的寒流和霜雪，因为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出现降雪非常罕见。数以千计的新教徒被冻死，使一个政治抗议活动变成了一场点燃复仇火焰的大屠杀。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后来把这个事件作为他开展残酷运动，恢复新教在爱尔兰主导地位的缘由。
但是寒冷的确带来了更直接的损失。1648年，西欧遭遇了那个世纪最糟糕的粮食歉收。当面包价格出现飙升时，西西里岛、斯德哥尔摩等地爆发了骚乱。17世纪40年代，在阿尔卑斯山一带，农作物长势不好成为了一种常态，随着冰川蔓延到自上个冰河时代以来最远的地方，人们用文字记录了耕地、农庄、甚至整个村庄的消失。农作物歉收和粮食短缺清楚地反应在法国的军事记录中：出生在17世纪下半叶的士兵，平均身高比那些1700年后出生的士兵矮了一英寸，而出生在饥荒年的士兵明显比其他士兵个子矮。
全球极少有地区在17世纪的极端气候中毫发无损的。在中国，干旱、粮食严重歉收，以及税赋加重和政府计划的缩减，导致了一波匪情和混乱的出现，北部缺乏口粮的满族部落开展了一场残酷的、持续了二三十年的征战。北美和西非都经历了饥荒和野蛮战争。在印度，1627年到1630年间，古吉拉特邦先后遭遇旱灾和洪灾，导致逾100万人丧生，在日本，连续几季出现粮食歉收之后，九州岛爆发了一场大规模叛乱。五年后，饥荒和之后一个不同寻常的严冬导致大约50万日本人丧命。
人为干预无法避免火山爆发，不能阻止厄尔尼诺现象，也无法推迟干旱的发生，虽然这每一种灾难都可能导致饥荒、经济混乱和政治动荡。但是，跟350年前面对这些变化的祖先相比，我们如今既有资源也有技术来做好应对它们的准备。例如，英国的首席科学官已发出警告：海平面的上升似乎无可阻挡，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要么对可持续的洪水治理和海岸管理进行更大的投入，要么学会忍耐更加普遍的洪灾。”总之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现在就把钱花在准备工作上，二是以后付出更大的代价。
索马里发生的事情提醒我们，不作为可能导致怎样的可怕后果。该地区2010年到2012年间的干旱导致了当地的饥荒，内战干扰并阻碍了救援工作，致使情况进一步恶化，最终夺去了约25万人的生命，其中一半不足5岁。
17世纪，气候、战争和叛乱的夹击导致了数百万人丧生。今天，类似规模的自然灾害——无论人类是不是罪魁祸首——都可以夺走数以十亿计的生命。而且还会催生混乱和暴力，危及国际安全、可持续发展和合作。
所以，当我们在人类活动是否导致了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迟疑不决时，让我们不要忘记，历史记录显示，气候变化引起的诸多灾难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做好相应的准备。
来源：80视点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