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启示录”这个词已经相当适用于北京：几乎看不到的天际线，戴口罩的市民，沉默得令人惊异的街道。污染指数一度超过了“危险”级别，达到“指数外”，这显示出了问题的普遍性和危害。
尽管做这样的对比有些困难，但21世纪的北京就像是19世纪的伦敦——它们都是其时全球崛起速度最快的工业国家的首都。
双重标准的风险
英国的户外空气污染，并不只发生在维多利亚工业时代的英格兰，或是狄更斯笔下的伦敦。令人窒息的烟雾——通常被称作“黄色烟雾”，长时间地笼罩伦敦，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还未散去。
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据说在最严重的一周里造成了4500人死亡，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继续肆虐，一共夺去超过12000条生命。因此，西方国家在污染水平方面指责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时候应该十分小心，因为他们冒着使用双重标准的风险。
在19世纪的伦敦，煤炭是烟雾的主要来源。人们大量燃烧煤炭用于住宅及其他建筑物的供暖。到了20世纪中期，工业和车辆排放的其他有毒排放物也加入进来。
现在中国消费着近全球接近一半的煤炭，煤炭仍是这个国家的主要能源来源。北京及周边地区人口众多、工业密集，再加上城市被丘陵地形环绕，这些因素一起推动空气污染在一年中的某些时期达到和超过“危险”水平。
重新思考经济发展
在诸多关于经济发展的文献中，增长被视作万灵丹。在现实中，它却并非包治百病。
有观点认为，各个国家的发展都需要经历工业化的“肮脏”阶段；只有这样它们才能达到一定的繁荣程度；随后，回报刺激、公众需求以及金融、技术手段才能共同发挥作用，将污染水平降低。
这种“理论”在上世纪90年代被经济学家们推崇，他们声称在不同的国家中找到了该理论的经验性证据。理论被命名为“环境库茨涅兹曲线”（EKC）。EKC用一条倒U型曲线显示污染水平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其中后者代表着经济增长。环境退化先是随着人们收入的上升而加剧，直到出现一个拐点，随后环境退化开始减缓，而收入则会继续增长。然后，经济增长这个“自变量”会带来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减排技术的引入和大众对环境质量需求的增强。
在过去10年中，EKC在理论和经验性证据上已经广受批判，例如其数据和建模技术水平不足。而最大的问题是，实证研究的结果并不能确定人均收入和污染水平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
一定的经济增长水平达成之后，并不会自动带来环境质量的改善。污染物的减排，只有通过投资、政府监管和人们行为的改变才能实现，而不是通过增长本身。
一个快乐的结局
1858年，英国下议院的一场会议被迫取消，因为议员们实在无法忍受泰晤士河里垂死的鱼散发出的恶臭。此事过去100年后——也就是从今天算起约50多年前，人们宣布泰晤士河已经在生物学意义上“死亡”，不再适合生物生存。在近几十年来的努力之下，泰晤士河已经起死回生。如今，河中有125种鱼类和400种无脊椎动物。
伦敦的污染故事很长，绵延了超过一个世纪。而北京不能再承担如此长时间的污染——那对北京乃至整个地球都将是一场灾难。但相比于拿“西方空气比你好”来训诫北京的做法，我们更应该加强合作，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环境损害及毁灭脱钩的迫切性，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北京污染故事的下一章，将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关键的叙事之一。它决定着我们将居住的这个地球，也决定着我们会留给子孙后代的那个地球。对北京市民、中国公民还有全人类来说，这个故事都理应有一个快乐的结局。
来源：中国财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