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3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北京国际饭店二层国际厅举行合作会议，请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远大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张跃等介绍企业低碳文化的相关情况以及为中国和世界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重要贡献。

以下为文字和图片实录

主持人: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非常欢迎和感谢大家出席第二届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会议分论坛现场，本场会议的主题是“创新能力与低碳责任”。这场分论坛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CTEAM应对气候变化企业家联盟联合承办的。

     说到明天，6月14日是国家低碳日。在这样一个时刻，由中国顶级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联合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发起的气候限时项目和北大国发院以及CTEAM组织共同向世界传递低碳创新绿色未来的宣言，可谓恰逢其时。说到这次论坛的主题“创新能力与低碳责任”，也是倡议在座每一位商业领袖能够利用各界资源整合到一起，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来。说到从09年的哥本哈根再到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全球气候变化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议题，世界不同的经济体之间的博弈和较量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中国作为碳排放的大国，从政府、学界到企业界各界力量这些年一直致力于推动碳减排。

王石先生是中国著名的企业家，作为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他被大家所熟知，同时他也是坚定的环保主义者，这些年继华沙气候大会、立马气候大会之后，王石先生也是带领着万科团队继续承办了巴黎气候大会中国角企业日活动，而且在这次活动当中他成立了这次论坛的承办方之一CTEAM，他也发动了身边一批人加入到应对气候变化企业家联盟当中，首先请王石先生上台为我们分享他的环保理念。

王石: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今天上午在北大聆听了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先生的主题讲演，关于如何对应气候变化。这个讲演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知道，戈尔先生这么多年一直在推动如何面对气候变暖，如何认识它的危机性和我们应该怎么办。

    今天上午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有两点，他的讲演内容增加了很多中国现在发生的情况，还讲了以后应该怎么应对。如果说过去的讲演中，听到更多的是我们要面对这个危机，这个危机是我们人类造成的，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它。今天上午的演讲，更重要的是明天怎么办，而且怎么办当中，根据戈尔给出的图片和数字，中国走在前面。我想，借着这个机会，谈两个体会，或者我遇到的两个人的故事。一个是我提到的戈尔，再一个是今天下午也作为主讲嘉宾之一的解振华先生。就从我和解振华主任打交道开始，这就回到了2009年丹麦哥本哈根会议。我记得那次会议上，作为民间组织一个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气候应对大会，代表团三个人，两位企业家，还有一位秘书长。两位企业家，一位是我，一位是冯仑，都是中国两位房地产发展商。我们知道，房地产发展商的形象不大好，当然现在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个人认为，我挺好的。但是，你自己认为你挺好，和你认为你企业挺好，和社会上怎么看你，是两回事。

王石:

    商人的形象就不大好，发展商尤其更甚。我认为我好，我认为我企业做得挺好，怎么办呢？那你就证明它，用你的行为，你企业的产品，你企业的服务，你企业的品牌，来证明你是个好人，你是个好企业。正是因为这种证明，两名房地产发展商代表我们当时的企业家组织环保组织阿拉善到了哥本哈根。很巧合，跟中国的谈判代表团住一个宾馆，早上吃早餐，正好在一块儿，接连三个早晨，每天早晨和当时中国政府代表团谈判团团长解振华，他当时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负责这方面的，每天早晨吃饭在一起聊天，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来了？我说我怎么不能来呢？他说这个谈判是政府和政府之间的事，你们企业在这儿会发生什么作用呢？我就解释了半天。解振华说你一解释我明白了，这个边会都是NGO组织，都是很多企业家，咱们还真的没有什么中国的身影，当然对我的表现是半信半疑，行为是关心气候变暖，是要采取行动，但是到底要做什么？不清楚。这样就开始了我和解主任的交集。这是2009年。

王石:

    之后2010年、2011年我都参加了气候对应大会。到了2012年，解主任的秘书就给我来电话了，说能不能在多哈会议上邀请万科参加，甚至组建中国角。我正好在哈佛，那年时间紧张，就那年会议没有安排参加，我说你通知晚了，你要是通知早一点，我一定参加。他说明年华沙会议是比较重要的会议，你一定要来。我说好，不但我要来，我还要组织中国的企业家去。如果说2009年两位企业家参加的话，2010年2011年都差不多，四名、五名。2012年我没有去，2013年组织企业家参加20多位了，在数量上已经翻了几倍。而且，在华沙会议上，由于万科参与了中国角的建设，中国代表团奖励万科，说可以给你企业一天，命名为“万科日”，你们可以宣传你们企业的理念，同时给你们企业打品牌。在气候对应大会上，在中国角命名“万科日”当然好，但是我想，我再请更多的企业家来，这不是给万科站台吗？在“万科日”上大家来谈环保，我就没有把那天命名为“万科日”，而是命名为“中国企业日”。自2013年之后，2014年、2015年、2016年在联合国气候对应大会的“中国角”上那一天就是“企业家日”。到了去年，很重要的巴黎气候对应大会上，应该说报名参加这个团是中国企业家135名，但由于开会之前发生了那样的恐怖袭击事件，一部分企业家就临时没有去。即使如此，到那儿参加的有96名。我们看到，从2009年2名企业家，到2016年的将近100位企业家参加，这100位是个很可贵的数字，但是更可贵的是，我们在气候对应大会上出席了将近100人，我们代表了1000位中国企业家在那里发布了中国企业家的《巴黎宣言》，我们不仅仅是承诺我们企业自己做，而且在中国最好的方法就是企业绿色供应链，企业不仅自己做，在上下游的企业一块儿来做，而且我们预计，今年年底在摩洛哥的联合国气候对应大会上，我们参与的企业家签名应该会是1万名，而且我也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企业家积极参加联合国气候对应大会的行动，会有十万家、一百万家。

王石:

    在这个活动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刚才说的都是企业家，实际上参加这么多次会议当中，我亲身感受到了中国的政府代表团，在气候对应大会谈判中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我们知道，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实际上那次对会议充满了希望，但是很可惜，会议没有达成一致，我记得当时中国代表团态度非常清楚，就是共同承担责任，区别对待。怎么叫区别对待呢？就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应该不同对待，在《京都议定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往前推进，而不是推倒重来。比如对中国，因为你是大碳排放国，经济增长又快，所以你一定要承担最大的责任，而且要非常明确地承诺，而且要赋予法律责任。显然，经过这么多年的博弈，到了巴黎气候大会上，实际上那个方案就是中国在2009年提出的“共同承担责任，区别对待”。所不同的是，这次会议之前，首先签订了《中美联合公报》，2014年的APEC会议上有中国的主席习近平和美国的总统奥巴马签订了这个《联合声明》，这是个根本的转折。而这么多年的谈判当中，解振华先生，已经看到他们在谈判当中的为难，看到他们谈判中的坚韧不拔，也看到他们当中如何的团结，如何来做工作？也就是这么多年，在气候对应大会上无形当中，中国代表团在气候对应谈判，达成了巴黎的气候大会上的成果，中国政府代表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解振华先生已经成为公认的全球如何应对气候变暖的一个旗手。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王石:

    简单再说一下，我印象中另外一位国际上的重量旗手——戈尔。和戈尔这么多年打交道当中，一般都问，怎么称呼他？是戈尔先生？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的团队告诉我，你还是称他为副总统先生吧。我这里想说的是其中一个故事，2014年利马会议上，之前非常重要的北京APEC会议达成了中美共同对应气候变化的联合公报。在APEC会议期间，戈尔在北京，我也恰好在这个机会和戈尔第一次见面。见面当中，我就突发奇想，邀请他参加一个月之后的利马会议上的“中国角”讲演，我向他发出了邀请。我知道，这个邀请至少表示了我的这个愿望，但是一般来讲是安排不下来的，一定要半年之前或者一年之前安排活动。没想到过了三天他的团队就答复了，戈尔参加。我们“中国角”的“中国企业日”的边会成为利马会议的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我在这里讲这两个故事，想说什么呢？就是我们从国家一级看到，这些领袖的人物在往前走，在不遗余力地往前推。作为中国企业家，中国的一个房地产发展商。我想在这里呼吁，要让大家知道，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99.9%都是好人，作为企业家，99%都是好人，当然包括我们房地产发展商。我们这么几年，我能站在这里，我相信我是取得了很多人的信任，证明你王石是个好人，万科企业是个好企业。但是我想说的是，根据我的体会，中国的人是好人，我们的企业是好企业，但是我们需要证明，我们需要行动，尤其是在对应全球变暖面前，我们应该有所作为。

王石:

    作为一个企业家，当然他要做产品，当然要考虑成本，但是根据万科这么多年的体会，我在这里想说，本身我们做绿色建筑、绿色企业当中，并没有更多的是和全球人类这样崇高的目标结合起来，我们只是非常现实地考虑，明天会怎么样？明天如果我们还是这样浪费资源，还是这么多的碳排放，这样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下一代不负责任，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应该采取行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想说的是，现在万科的绿色建筑、绿色住宅、绿色产品、绿色服务已经成为一种竞争力，不仅不是企业的负担，还是企业要体现社会责任要做的事情，它已经成为一种竞争力，它已经成为企业的一种名片。比如说万科，过去几年我们在进行国际化，这个国际化做得非常顺利，其中顺利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你搞绿色，你搞环保，这是国际语言。你搞绿色建筑，在美国最优秀的发展商，一听说万科，就非常愿意和你合作，所以万科在美国的业务非常顺利，在英国业务也非常非常顺利。我相信，进入其他的发达国家，也会非常非常顺利。我相信，在这里我们企业家联手起来，做绿色供应链，做我们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比如说，这次邀请的嘉宾里，有位张醒生先生，他这么多年一直在借助国际上的经验，在中国推动环保，本身是国际著名的环保组织TNC东亚区的首席代表。我们正在讨论，如何在东北的转型上，第一个我们做黑龙江，在东北的转型上，在黑龙江的转型上，如何做绿色、环保、低碳。

    在这里，借着这样一个机会，非常感谢我的这些同伴，这些企业家们，共同和NGO组织共同推动绿色环保，当然我也感谢邀请到一位特别引人注目的明星姚明先生，他是一位体育明星，但是在环保方面他也是不遗余力，我记得非常清楚，多少年前，日中成立40周年的时候，我们的关系有点小微妙，日本一位非常著名的建筑家，他作为一个日本的著名的企业家，借着这个机会在上海召开了庆祝日中成立40周年，就是推动绿色环保的理念和行动。在那次会议上，姚明应他的邀请在那里参加，这些都还是像昨天一样，这个工人体育馆坐无虚席，掌声雷鸣，当然这些掌声是给我们的姚明先生。

主持人:

    用两个非常生动的故事和解振化先生以及戈尔先生切身的经历讲出他这么多年致力于环保理念的推动和践行，无论从2009年的两位中国企业家，还是到2015年96位中国企业家，看到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作为企业界的人士和中国政府，以及在国际政府间，结合了各界的力量，共同致力于全球气候变化向前推动的伟大事业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倡导的力量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行进过程当中来。

    提到张醒生先生，张醒生先生2010年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提出一个观点，他说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没有一个人可以独善其身。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全球性议题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或者说人类，其实都是命运共同体。可是，当无法独善其身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有请老牛基金会理事长、大自然保护协会亚太区首席代表张醒生先生。

张醒生:

    跟在好人王石先生后面演讲，压力巨大，他以故事开头了他的精彩演讲，我先以人物开头我的讲话。
    在这里，我今天要特别感谢三个人，一个是我们的带头大哥王石，基本上我们俩商业上毫无交集，他做的商业我都不懂，也没有参与过，但是环保行动上我们俩交集甚多，只要是王石参与的社会公益事业。我总觉得，那就是一桩好事，好人做的好事，我都会积极参与。当然除了登珠峰我最高只登到了5640米，上不了他那么高的高度。所以王石先生这次又发起了论坛，发起了CTEAM这个组织，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事。

    第二个要感谢的人，在2005年的时候，几十年的商业生涯，我决定要改变自己的后半生，去做点什么对人类更加有意义的事。钱也挣了一些，商业价值也实现了一些，可是社会价值到底实现了多少？在自己彷徨的时候，突然收到一份邀请，每年夏天会在达沃斯进行一个聚集，大概上百个家庭会带着自己的孩子们一起来。过去都是一个交换形式，各个家族之间安排一下，明年我儿子到你们家去住，后年你们家女儿到我们家来，说不定就联姻了，所以欧洲的家族是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大概有七八个中国企业家收到邀请，去达沃斯，给他们介绍一下中国的发展，他们是有钱人，未来他们的钱投向那里，过去都是在欧洲自己玩儿，他们觉得下一代往东方看，进入到中国。所以我们应邀去做一个演讲。

    到了那个舞台上，突然碰到了一个人，就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先生，他刚刚从美国竞选总统的事件中摆脱出来，正在做一桩特别伟大的事，他正在筹划拍一部电影叫做《不可忽视的真相》。很多人都看过，当时这个电影还没有发表，他在论坛上做了一个演讲，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第一，美国政治家演讲的水平绝对是一流。第二，事实非常详实，数据非常充分，看完以后，我就觉得，如果我们人类再这么继续胡闹下去，我们的未来肯定是没有未来了。

    在印象深刻的时候，气温升高4度，我们的上海、天津，姚明个子非常高，但是上海可能三十米水深就会基本上全淹没了，北京的张家湾就变海边了，买房的人不用去北戴河买房了，在张家湾买个房您就海边了。所以当时觉得人类已经把地球做的差不多了，所以开始对气候变化予以关注，并采取一些行动。

张醒生:

    到了第二年，我突然看到，有一个著名的明星，在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公益广告叫做《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姚明作为中国第一人站出来为全球生态做了一个代言，号召中国人不吃鱼翅。这个电视广告可以说影响了很大一批中国人，尤其是商界，由于当年吃鱼翅的主体力量，一个是商界人物，一个是政界人物，因为太贵了，一般老百姓吃不起。我记得当时跟王石大哥商量，姚明站出来了，我们商界不能没有行动。所以从2007年，大概我们就开始商量，怎么回应姚明先生的这个宣传，我们怎么能够做出反应？所以，2008年奥运的春天，我们400多个中国企业家签署了一个共同协定，就是拒吃鱼翅，从我做起，所以姚明先生，那是对您最大的敬意和支持。

    王石大哥是领头人，他签完了以后，又做了很多其他的公益事业，我也转了做了很多其他的。八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时代的国家领导人发布命令是很有魄力的，当年有一个叫“发菜”，草原上春天的时候，很多牧民去搂发菜，因为那时候广东文化侵蚀了饮食文化，吃“发菜”变成了“发财”，所有的参观都吃“发菜”，于是草原全部给刮光了，可是我们当年的国务院一道禁令下去，禁止发菜贸易，我估计80后、90后的人没有见过发菜长什么样，草原得以喘息。关于禁止鱼翅消费，我们提了两份议案，一份要通过人大转交到了国务院，一份通过政协转交到了中央纪委。不到6个月，两份议案都得到了回复，一份就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说我们将近期研究这个问题，予以规范。第二份是中央纪委，说是大吃大喝一律是中央纪委要予以关注的事情。所以谢谢姚明，你的这个动议，这两份议案得到国家的反响之后，我们有了底气，八项规定出台之前，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出台了《在公务宴请中一律禁止鱼翅、燕窝及被保护野生动物制品》，从此中国鱼翅消费，目前统计降低了80%左右，全世界近1亿头鲨鱼的生命得到了保护。在这里，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姚明致以特别大的敬意。因为他不但个子高，他说出去的这八个字，是改变中国人对于生态以及我们共同的世界的一个观念和看法，“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之后，包括我参与的打拐等行动的很多口号都是源于这八个字，这是对中国历史改变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张醒生:

    之后，我开始特别关注气候变化。可能在座的很多人也都去过丽江，作为旅游者，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丽江的经历。1999年，我第一次去丽江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多人，气候问题还没有这么严重，我爬到了玉龙雪山、冰川。到了2003年，我再去玉龙雪山的时候，玉龙雪山还有，但是已经变小了。2007年，我再到玉龙雪山参加张艺谋和王潮歌的《印象丽江》，他们原本设计《印象丽江》的背景就是玉龙大雪山，可是非常遗憾，你再看演出的时候，背景没有雪山，而是光秃秃的山，气候变化已经把整个我们天际线全改变了。我又走到了香格里拉，五十年代，中国大炼钢铁，我们当年砍树，可是基本上和我小时候剃头是一样的，剃秃子，从下往上，一根不剩，全部剃光。但是我们要感谢自然的力量，它有恢复，所以香格里拉很多地方原始森林被砍光了，次森林长出来。可是让我们触目惊心的是，它的树线提高了，我们知道高山中通常具备层次的植物，从苔藓到灌木，到针叶林，到阔叶林，是一个层次分布，可是到了那儿你就发现，树长到了灌木的地方，灌木长到了苔藓的地方，整个雪线全部都上去了。从某个角度上讲，好像次森林扩大了，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气候变化已经改变了我们整个的生活。所以2008年的时候，我们发生了中国历史上很大的一个地震，大家知道，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我大概在1991年去过那一带，那时候那一带还没有这么多人烟，森林还都非常繁茂，但是到了十几年之后，那儿的山已经很少有树了，人口反而密集了，所以一旦发生自然灾害，这种自然灾害是毁灭性的。包括舟曲，过去曾经是原始森林，我们把它给砍伐光了。因此，如果说气候变化，最大的变化是我们人，如果我们人不变，气候变化、温度升高可能不会被阻止。今天上午听了戈尔先生的再次演讲，我觉得有点天然了，或者说有了一点希望，从那时候他提出问题，11年之后，我们已经看到各国政府站起来了，民间之站起来了，我们已经找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方向。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把它夯实。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再次在一起，面对气候变化，既要有创新，同时我们也必须知道，在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独善其身。
    谢谢。

主持人:

    谢谢张总慷慨激扬的讲话，从人物切入，讲的都是自己身体力行的故事。在整个践行的过程当中，其实做了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就是证明给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像企业界的人士，包括NGO这样的组织，整个全体人民对于环保的意识，无论从心态和行为，还有观念上都正在发生变化，企业家这部分的力量投身到公益事业当中，已经成为了中国的潮流，而且这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这给我们的社会整个的发展带来很多正向的能量，包括经济的能量。两位嘉宾都屡次提到非常好的动议的巨星姚明，他在赛场上的时候就一直提倡将体育精神和环境保护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他现在更多的是以姚基金创始人的身份活跃在公益的环境当中，除了拒绝吃鱼翅之外，他还有很多公益的环保行动，有请姚明。

姚明:

    尊敬的各位来宾，下午好，非常感谢中国国际经济合作交流中心，还有气候现实项目的创始人戈尔先生，以及CTEAM气候变化企业家联合创始人王石先生的邀请来到这次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会议。

    想象一下，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去做绿色环保低碳出行的东西。如果把这样一个人，看做一个人类的社会组织，我们过去人类与自然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由于我们高度的发展，社会结构的提升，使我们的能力越来越探索到过去无法触及到的地方，我们是会不停的成长，就像我们的身高一样，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需要更多的空间去生长。到某一天的时候，突然发现，就像我这样，吃粮费米，穿衣费物，有时候还要担心头上被砸，但是有一天我们顶破了天花板的那一刻就完了。

    这里我想说到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创新，另外一个就是责任。去年的时候，收到了王石先生的邀请，谈到这次企业家联盟的会议，我当时有点愣了一下，环保方面的活动，我过去虽然也参加过，但是减少温室效应好像就是少开车、多走路，平时生活中注意一些，和社会关注度好像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吗？最近很多的关注和沟通中，确实发现，气候变化是最离不开生活，气候变化最离不开整个社会的关注，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社会如何发展，怎么样适应这种新的环境。

姚明: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最近的例子，刚刚过去的冬天里面，有几天冷的要船羽绒服，北京的有几天热的要穿T恤衫，上海有几天天雷滚滚。刚才张老师说到了海平面的问题，如果持续这样的话，再过十几二十年，可能朝阳区都是海滨了。
    这里面会产生很多包括现在已经产生了很多气候难民，由于他们岛国或者滨海地区的变化，造成很多意想不到的新时代的一种难民。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组织执行秘书克里斯汀娜女士在一次活动中非常认真地说，气候变化对我而言，实际上就是我的两个女儿能够健康、自由地生活。我和我太太有一个女儿，但并不代表我担心的比这位女士担心的更少。这次会议的嘉宾之一，美国前副总统、诺贝尔奖获得者戈尔先生，亲自参与了2006年的《难以忽视真相纪录片》，并且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这十余年里不遗余力地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各基层，不仅政要、企业家，更多的是老师、学生、演员，甚至家庭主妇，参与到这种活动中，使他们意识到了气候危机的存在，以及我们今天如何通过生活中的点滴努力成为Leader。过去影响身边的人，改变生活中一点点，从而为气候变化做出一点努力。
回想一下我过去在美国的一些生活，身边普通的人、普通的事，一些点点滴滴，小到分类垃圾，大到节约能源，减少开车旅行或者拼车出行等等，都是我们对环境的一些责任，包括在我所熟悉的体育行业里，特别是户外的体育运动，王石老师是爬山的高手，都面对一些气候变化，这些户外运动最能够感受到气候变化对我们带来的影响，包括使用的器械，包括运动装备和服装，都和这些息息相关。所以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家的责任，现在创新从更广义的理解上去讲，这是全社会共同动员共同参与的一场创新和改变，这也是整个社会理念的改变，包括每一天的生活。

    这种理念不仅仅是企业家们在经营中改变，也是每个人在生活和消费观念中的改变。要真正做到全社会从商业上活动到生活中的活动共同改变，创新才可以成为应对气候变化最有价值的投资。

姚明:
    另外一个词是责任。责任意味着一种担当和勇气，这些在我从事过去的一些公益事业中，也深知要发生一种改变，不只是今天帮助仅仅一个人，或者明天援助某一个地区就可以做到的，这种担当和勇气需要长期坚持，发动一大批志同道合者参与共同前行，而且从我们这些年的切身体会看到，发动的形式非常重要，要改变过去单一说教式的方式，而是寻找一些适合当下特别是年轻人的传播方式。我们不管从传统媒体上和新媒体上都可以看到，包括众筹方式，还有一些非常独特力行创新传播的案例，这些方式都极大的影响了年轻一代人，扩大了我们的影响力，有更多人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尤其是年轻人，当他们受到鼓舞和感染的时候，他们加入这个行列的时候，这是真正改变他们未来的非常坚实的一步。

    说到底，发展不应该以牺牲地球为代价，因为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家园。责任也不仅仅是属于某一类人，而是属于每一个地球公民的行动。我也非常希望借助自己的微薄之力，唤醒更多的人的气候危机意识，一起承担，一起努力。

    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姚明先生，从自己身边的小事，自己的女儿做起。其实环保这件事就是每个人从生活当中的点滴，共同做起来，积少成多。接下来这位演讲嘉宾是一位专业人士，她将会以非常专业的、扎实的数据，来为我们呈现我们究竟处于怎样的气候的现状。有请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秘书长、国家林业局气候办副主任李怒云女士。

李怒云:

    女士们、先生们，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向大家讲一下应对气候变化还有另外一种方式，通过植树造林的方式，能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特别是我们的企业，更有机会通过参加植树造林，抵消自己的碳排放，同时也为社会做更多的贡献。
    我今天要给大家从三个方面介绍。

    大家知道，中国是全世界森林面积增加最快的国家，也是人工林最多的国家，我们现在有两亿公顷的人工林，我们的森林覆被率是21.63%，森林制备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大家看到这个数字，总碳储量达到80多亿吨。现在森林吸收二氧化碳，按照专业的话说就是碳汇。什么是碳汇？联合国给碳汇做了一个定义，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或机制，就是汇。相对的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和机制就是源，碳源主要来自于工业活动，碳汇主要来自于绿色植物、海洋植物、土壤植物等等。中国增汇的潜力，从林业增汇的潜力，一个是植树造林可以增加碳汇，另外一个是通过对现在的森林进行可持续的经营，能够增加碳汇。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最近这十年，中国碳汇超过了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森林是比较年轻的，年轻的森林长得比较快。美国的森林，还有比如说日本，他们森林很多，但是他们的森林处于中龄林和老龄林，所以它长得比较慢。中国的森林在最近的十年吸收的碳汇超过了美国，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因为中国目前不承担强制性的减排义务，我们很多碳汇，企业减排的时候都没有用上。

李怒云:

    林业如此重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当中，林业是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国家向国际承诺的温室气体减排的三个目标当中，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以后我们承诺的三个目标，三个目标当中有一个就是森林的。2020年要比2005年增加森林面积4000万公顷和森林蓄积13亿立方米，去年森林蓄积量13亿立方米已经完成了，今年到了14亿立方米。在去年的巴黎会议后，中国政府承诺的自主减排目标，四个目标当中同样有一个森林的目标，2030年要比2005年增加森林蓄积45亿立方米。

    什么是林业碳汇？刚才已经介绍了，吸收二氧化碳，林业碳汇就等于生态产品。我们知道，全世界温室气体减排都是非常难的，为什么我们开气候大会大家吵来吵去，就是工业的减排难度非常大。发达国家排放很高不愿意减排，发展中国家减排难度也很大，中国很愿意减排，但是我们的道路仍然是艰难的。所以通过林业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成了国际的共识。在十八大报告当中，第一次提出了增加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林业碳汇就是一个典型的生态产品。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发挥林业的作用，更多的生产生态产品。我们在进一步看一下生态产品是什么。大家看到，这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简单地说，生态产品就是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和宜人的气候等。

李怒云:

    生态服务或者生态产品到底谁来付钱？生态服务作为一个公共物品，我们都说全社会都在无偿地享用公共物品，没有人付钱，我们吸收氧气，付钱了吗？没有。我们享受了美好的环境我们付钱了吗？没有。所以生产生态产品的地方，都是生态区位比较重要，比如大江大河的源头，青海、西藏、内蒙古，这些地方为我们生产生态产品做了重大的贡献，但是这些地方往往都是贫困县，这些地方的老百姓生活在比较困难的状态下，还要社会生产生态产品。生态产品的付钱到底是谁来付钱呢？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政府补偿，一个是市场补偿，一个是公益补偿。政府补偿，近些年来国家非常重视生态补偿，斥巨资来植树造林，不如说我们的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等等，但是国家补助只是总聊补助费，还是杯水车薪。还有我们的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作为国家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一亩地只有15块钱。国家公益林是不允许砍的。另外是市场补偿，让企业来买单。我们说谁排放谁负责，所以现在排放二氧化碳的企业、排放温室气体的企业，要来买单。另外是公益补偿，企业和个人做一些公益活动，把我们日常生活和生产当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补偿回去。

    我现在是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的秘书长，这是中国目前唯一的一个以应对气候变化与碳有关的全国性的公益基金会。2010年成立的基金会，到现在我们募集了7亿多基金，对于一个初生的公益基金会我们觉得7亿多资金已经是很多了，换句话说，已经卖出了7亿多元的碳汇。但是对应对整个气候变化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在全国20多个省区造了120多万亩的碳汇林，做了很多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利用碳汇来帮助企业实现碳中和，比如说企业如果捐款种树，我们算一算，他们捐的款、种的树吸收了多少二氧化碳，再帮助企业做一个碳盘查，算一下它生产过程排放多少二氧化碳，如果两个抵消了，这个企业就实现了碳中和。

李怒云:

    另外我们还促进一些会议的碳中和，从2010年的天津气候会议碳中和项目，这是中国第一个国际的会议实现了碳中和，我们出资了375万人民币在山西造林，把这个会议排放的1.2万吨的二氧化碳消除了。2014年北京APEC会议也实现了碳中和，这是APEC会议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碳中和。成立了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张醒生、王石等等都是企业家俱乐部的成员，每年的绿公司年会，连续六年绿公司年会，都是老牛基金会捐款，由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在内蒙古造林，把会议开成一个碳中和的会议。我想在全球连续六年实行碳中和会议，可能这是独此一家。牛根生理事长还说，我们这个碳中和还要坚持下去，这是中国企业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另外还有非常丰富多彩的碳中和项目，国际竹藤组织总部设在中国的唯一一个国际机构，把他们员工公务出行排放的温室气体通过大家出钱给中和了。下面是国务院的参事们，通过我们自己购买的一些碳汇，这个钱在井冈山造一片碳中和林，来消除日常生活的碳排放。还有婚礼碳中和，还有各式各样的贺卡，比如说你想给教师送一个贺卡，你就购买一份碳汇，还有情人节的贺卡等等。今年5月8日，在苏州举行了林碳婚礼庆典，有5对新人，每个人都捐了1111块钱，在云南一个贫困县种一片林子，这1111块钱象征着一生一世、一心一意，同时把他们婚礼排放的温室气体给消除了。

    我们碳汇基金会应该说在中国做碳中和项目最多的。还有履行义务植树，也是可以通过捐资购买碳汇完成的。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大家都知道，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了，但是我们现在每个公民想去完成自己的义务植树非常困难，北京市就立法了，通过购买碳汇可以履行义务植树。

李怒云:

    这是温州市政府领导带头，在会议室里面就完成了义务植树，通过网络就可以实现这些活动。林业碳汇能够促进企业的碳减排，我想在中国现在已经在进行碳交易的试点，在7个省区，如果是从国际上来看，按照《京都议定书》的结算，发达国家碳汇可能达到30%-40%。刚才我说了，我们的企业现在用得还非常少，所以在七省的碳交易试点当中，把林业碳汇也列入了交易。这是国际上的碳焦急，林业在中间增长的份额。要进入市场的碳交易，要按照方法学来做，这是国家发改委已经批准的4个有关林业碳汇项目的方法学。目前第一个进入市场交易的就是广东的长隆碳汇造林项目，这个也是碳汇基金会组织实施的，1.3万亩的森林，20年将产生34万吨碳汇减排量。

    我们还帮助农民通过交易碳汇来获利。中国森林45亿亩已经有一半分给了农民，这一半集体林，农民获得林地使用权、林木收益权等，但是森林周期太长，那么短期内难以得到收益，所以我们帮助农民进行交易，这是一个农户森林经营碳汇交易体系，严格的按照要求来进行，给农发一个碳汇证。所以，现在这个地方的农民有个林权证，也有碳汇证，进入市场进行交易。我们在华东林交所进行了尝试，我们卖的碳汇是18块钱到30块钱一吨。浙江建行把林安农民的碳汇按照30块钱一吨买去了，也不是他办公会议的碳中和，还有个人也买，有一个人花了300块钱买了十吨，消除他自己的碳足迹。我们正在协助海南航空，用积分换碳汇，实现碳中和。我们每个人都在出行，都在坐飞机，这是很好的机会，可以把你的积分兑换碳汇，这些钱拿去造林，消除你日常生活的碳足迹。

    绿色碳汇是高质量的碳汇产品，如果市场当中有减排量的化，绿色碳汇一定有多重效益的。如果企业来购买碳减排，你买了碳汇，你买到的不仅仅是消除了二氧化碳，还会产生多重效益，大家看到保护生活多样性，改善环境，促进农民增收，这些都是森林的多重效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企业在市场当中能够有限购买来自于森林的碳汇，我们希望更多的企业未雨绸缪参与自愿减排，实现碳中和，消除碳足迹，我们绿色碳汇基金会具有技术的优势，具有数据的优势，具有专业的优势，我们也愿意和企业共同走绿色发展之路，为生态文明建设，为保护地球家园做出贡献。

主持人:

    谢谢秘书长。通过不同的案例、不同的数据，来体现整个背后的这些碳交易或者前面王石先生提到的绿色供应链过程当中，其实讨论的全部都是绿色产业，这也是呼应到了整个国家经济的深层次的调整，背后其实是产业结构的深层次调整。过去传统的粗放增长模式现在必须要换成转型升级、更可持续的增长模式。既然提到了企业界、政府界、学界各界人士的力量都介入到全球气候变化的这样一个大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来认知企业和社会责任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命题呢？

    我们接下来进行这个话题的深层次讨论。本环节的主持人我将交给我的老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杨壮教授。

杨壮:

    特别感谢刚才几位嘉宾的精彩讲演，我自己本人也是受益很大。我现在请三位嘉宾上台，跟我一块儿就共同的问题进行深度探讨。有请肯尼斯·伯林、王石先生、姚明先生。

    我今天感到特别高兴，第一次跟姚明同台，我跟王石先生很熟悉，他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绿色发展的问题。肯尼斯·伯林是第一次见面，很高兴来到这里参加这个论坛。

    我想把话筒先交给肯尼斯·伯林先生，因为他今天在我们这个会议开始的时候，他在另外一个平台会议发表了一个讲演。我就想，肯尼斯能不能把你的公司的使命和宗旨简单地跟大家介绍一下，包括戈尔先生起的作用、你起的作用，以及刚才你讲话的核心点，用比较简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

肯尼斯·伯林:

    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我是“气候现实项目”董事长兼首席主席官，可以说我们这个项目是由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先生所创立的，我们主要是在全球建立一些针对气候变化应对方面的支持，这是非常关键的议题。从去年的巴黎的会议以来，我们都同意去集体联合应对气候变化，这是比较有意思的过程。每个国家都应该做出承诺，要减少排放，每个国家要做出决定，要减少多少，每个国家做到什么程度。我们认为，在全球层面的项目，中国这个项目，会支持各个政府的行动，各国政府都会采取行动，实施他们的承诺。每五年这些国家都会去看一下他做了多少，是否达到了他们的承诺。我们成为气候现实的领导者，我们做一些会议，类型于周三、周四的，我们有500人去举行一个会议，我们要进行一些培训，我们在全球一共培训了一万人，我们认为这是宝贵的经验，这和我们的理念是相通的。商业来讲，对于企业界来讲，这是极好的机会。因为可再生能源正在快速发展，带来了改变，可能两三年前的一些想法，我无法预见到现在的情况，可再生能源比化石能源相比更具竞争性了，在本世纪末会有更大的进展。如果你在可再生能源方面进行投资，你会获得更加廉价、更加可靠而且更加清洁的能源，还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具有更多的竞争性，这是非常有力的。我们看到经济的转型，商业界要意识到这种转型，他们要做出改变以便去获得竞争优势。不去做出改变的人，该会被淘汰。可以说，国家都做出承诺，进行实施，以便作为一个国家获得你的竞争优势。

    这个气候现实项目会和公众一起合作，来支持企业界，对企业界进行倡导和教育，特别是关于各国的自主气候减排项目，这是个比较复杂的议题。我本身是法律出身，我是律师，我也和很多的企业界进行环保合规方面的工作，在我们全球的项目里面，有很多的经验，就像中国的CTEAM一样，我们可以互相合作，来学习最佳实践，我们这个项目会帮助诸位，我们也和CTEAM进行了合作，CCIEE合作。

杨壮:

    他刚才强调了一条，他帮助各个国家实现在重大会议上把所有的决议落地的一件事情，实际上这件事情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全社会中的各个生态环节。他还讲到这次要到深圳去进行培训，培训很多很多在这方面有知识的力图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的人。我简单地问一下肯尼斯先生，你在跟各个国家政府也好、社会也好，打交道过程当中，至今为止你个人认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肯尼斯·伯林:

    最基本的挑战是，我们要求一些国家通过能源体系，过去有一些固定的商业行为，所以改变会很难，淘汰过去的工作来创立新的工作可能会导致一些人失业，我们就会提供一些培训来促进新经济的发展，这种改变并不是容易做到的，需要要求所有人的承诺，比如说企业界、NGO、政府，还有普通人的承诺。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做出这样的承诺。我想总结来说，有很多的阻碍和挑战，每个国家都不相同，每个国家都要实施自己的承诺，这不是很容易的，我们要一起努力。

杨壮:

    他认为各个国家都会遇到很多问题，特别是怎么样改变这个国家的经济体系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遇到了很多挑战，但是他相信，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大家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把这件事情解决好。随之而来我想问王石先生一个问题，你刚才已经讲了，万科在中国城市化过程当中起了重大的作用，而且万科在这个过程之中也提出了绿色经济这样一个口号，你们也做了自己的尝试和努力。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了解了一下中国整个城市化发展进程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建筑业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核心的组成部分，你自己在低碳、环保发展过程中，你认为你们企业遇到的两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而遇到这种问题和挑战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我说的问题是跟绿色环保以及跟整个城市化发展有关的两个问题。

王石：

    我们现在做的，从产品角度来讲，一个是如何做绿色建筑，简单来说，就是用工业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我们来推广。但这在中国遇到的问题是，劳动力比较便宜，搞出产业化不用劳动力，反而住宅产业化增加了成本。二是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大量需要建筑工人，需要你从农田一上来就可以干活，搞住宅产业化的技术活，没有专门的训练是不会做的，所以建筑公司又不愿意做。万科是发展商，本身建筑公司要做的事情，建筑公司不愿意做，万科就自己来做，但是并不等于自己建了一个建筑公司，而是建了一个公法的培训队伍。这个很有意思，万科这么多年做下来，突然发现我们企业性质变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白领七千人，三千五百人工程师，工程师就是做住宅产业化，你不是发展商，而是各个公司了，这逐步从从销售文化、技术文化转化，当然这个转化过程当中是比较痛苦的。当你转化过来之后发现，你和其他企业是不大一样了，不仅仅是你的公法完成了一个和你的战略合作伙伴建立公司，建立新的住宅建筑体系，同时你发现，你使用的语言，你的思维观念，和建筑发展商也不一样。三年前我们对外公布，万科两百多个在建的工地，误差是MM，意思就是毫米误差。三年过去了，还没有第二个发展商敢宣布他的建筑产品的误差是MM的，他的误差是CM就是厘米误差，也就是说，质量误差是差不多两个等级的。你在推动绿色建筑环保当中，你无形当中完成了一个质量大幅提高的过程，这是给你的意外惊喜，当然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困难，在整个行业没有相应绿色建筑的过程当中你如何去做。

王石:

    第二个困难，如何在小区中搞垃圾的分类回收。我们知道，这有一个矛盾，我们把垃圾收拾好了，分类好了，市政公司的垃圾车到了，再给汇到一块儿收走了，你分了也没有用。比如要求环保部门配合，他就说了我们不可能为了你万科一家的房地产公司搞垃圾分类车，其他的小区都不分类，其他发展商也说了，垃圾车不分类，我们分了也没有用。面对这样的困境怎么办？万科的态度是，即使我们把它分了类，最后还是合到了一块儿，我们还要分类，至少我们完成了一个事情，就是对我们居民关于如何垃圾分类的实践和教育，总得有人先去做。这么多年过去，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因为我们知道，垃圾不仅仅是有机垃圾，还有无机垃圾，瓶瓶罐罐、旧报纸，把垃圾有机的分类出来，本身就可以把它卖了，剩下的有机的主要就是餐厨垃圾，怎么办呢？我们引进了自己的微生物发酵，再烘干，生成了有机肥，小区就有花园，有机肥就在小区消化了。这个方案听着近乎完美，但是我告诉你，不那么简单，我们才发现，这个有机垃圾，在花园里当有机肥，一年可以，两年马马虎虎，到第三年这个土地就板结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厨房餐余里含盐量，这种有机肥不适合土地正常的状态的。实际上，现在的状态就是这样一个状态。万科就把更多的树枝、树叶掺到里面，降低含盐量，实际来讲，成本又不划算。你问的问题，我就举这样两个例子，你要有一个目标，你要去做。如果一做就容易了，那就不是所谓的先锋，不是这方面的创新者。所以作为企业家，本身就应该是敢承担风险、面对不确定性，这样往前走。我们相信，这条路往前走一定能走成功的，而且根据光伏发电也可以看到，就是成本问题，只要适应到某种程度、某种水平，它的转折点一定会到来。可循环使用的垃圾，我觉得已经就在眼前。

杨壮:

    姚明一直是我的偶像，在美国打球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看到你，从你身上也看到了一种精神，看到了运动员的意志。我们企业家在教学过程中，讲领导力的时候，发现领导人的品质、品格和他的意志力特别重要。你今天讲话中，讲到在绿色环保过程中，让中国一代青年人能够参与，你反复强调这一点，还讲了一些案例，你能不能跟观众再多讲一点，怎么去参与？什么方式去参与？因为你的参与，会带领很多很多人去参与到这个事业过程中去，在参与的过程中，你遇到了一些什么挑战，你是怎么克服的？

姚明:

    谢谢您的问题。我感觉，参与一样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环保、公益、慈善很重要的一点。它不仅仅是捐一笔款或者写一张支票就达到了，而是要想办法改变人的一种行为方式，更加符合绿色、可持续性的一种方式，所以这里面牵涉到几点问题，一个是方式方法问题，我相信所有人都赞同绿色、环保、低碳排放这种概念，但是如何做到？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他所能起到的作用也不一样。我们应该有更加相对个性化的方法，使各种层面、各种年龄段的人都有更加适合自己的四办法。举一个例子，姚基金做的是什么呢？给西部希望小学提供很多的体育课程教材，因为很多希望小学由于资源有限，绝大部分资源都用到了主课上，而相对艺术和体育来说是比较匮乏的，我们就是希望补充那一块。这里面当然我们需要大量的社会捐款，去帮助做到这件事。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提出一种概念，希望年轻人捐献自己的时间，去做志愿者，教那些孩子上课，当然我们会给他一些专业化的培训等等。久而久之，我们发现这些志愿者到贫困地区生活一段时间，和那些孩子进行很多交流之后，这种互动性带给他们很大的积极性不用说，更重要的是这些活动真正改变了他们，因为他们在那边生活，和那些孩子天天接触，了解了那些孩子生活的环境之后，他们感同身受，他们自己的行为开始有了一些改变，可能那些志愿者原来是在城市中求学的大学生毕业者等等，这些参与感带给他们很多很多的改变，这不仅仅是现在大家方便了，手机捐款，按几个键就可以达到的。当然在这里我并不否认这些资助的重要性，只不过说我们在类似于人和人接触、在环境的问题上，我们更多的需要人的行为的参与，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经济上的一种资助，这就是我认为和年轻人交流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杨壮:

    我想接着这个问题问一下王石先生。刚才姚明先生谈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参与绿化的过程不仅仅是捐钱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其实他讲了一个背后，动力在于人的行为、人的举止、人的内在心态的变化，通过这种参与，年轻人会得到感受。我的问题是，作为一个中国企业家的代言人，特别是在国际会议上，而且你在中国也做了很多绿色低碳经济，呼吁企业的价值观，呼吁企业的责任，你觉得如果你要想对中国企业家说话的话，让他们采用一种什么方式，在哪些方面能够改变自己的行为举止，不仅仅是我有钱，我把钱捐给一个项目。因为我碰到的企业家就是这样，我有钱，我把钱捐给项目，回到企业以后，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而且出现了一个人的行为两种表象的现象。所以你觉得，中国的企业不仅在绿色方面、低碳方面在世界引起责任，引起大家的关注，中国的企业如何从大变成强，如何从世界500还中一百多位到多家企业，能够有更多品牌企业的出现？因为刚才姚明谈的这个问题，和我们的低碳绿化可能有个密切的关联，我想听听你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王石:

    我想说的是，第一个，你得在乎自己，如果你不在乎自己，你就很难在乎别人，很难在乎这个世界。有了健康的生活，你才有健康的心情。当然，很多人不是不在乎自己，不是没有时间做这个，不是不想做这个那个，我只是没有时间，你会发现，他只是有时间来挣钱，其他地方都没有时间，我觉得这本身是不健康的。从健康来讲，一定要把挣钱和享受生活、和艺术修养、和热爱体育结合起来，这是基本的，如果这些都做不到，做其他的就非常难。

    第二，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天使的一面、魔鬼的一面，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大家不要笑，你把一个人当成一个很高大的人，放在墙上的时候，你是害了他，实际上他是人，不是神。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讲，西方是有个神来约束，信仰神的文化背景下成长的，我们东方人是不信神，或者多神，真正约束是自己，如何自省、自律，如何让你心中的天使和魔鬼搏斗，我是经常和自己搏斗。2004年，成立了阿拉善，尽管现在我是作为阿拉善的发起人之一，但当时是北京刘小光，一堆企业家发起来，让我参加，我是深圳人，我说你们北京闹沙尘暴，一定要让我们深圳企业家来参加？你们赚钱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我呢？北京闹沙尘暴，首都是全国人民的，我是不大情愿的。但是，中国的文化是给面子，我迅速计算了一下这个面子值多少钱，反正刘小光开价，超过三百万，我一定要让董事会通过，结果董事会不通过，超过三百万，董事会绝对不答应。没想到，他第一个说，一百万，我一想，在我的预算当中，我当然认可。我还没有来得及认可，他又说了，分十年给，我说这很聪明啊，一年才十万，这个厉害。我想说这个心理过程当中，我并不是像你们想象的，这样公益的事情一号召我就参加，不是这样的。参加之后，更有意思的是，既然我是给面子参加的，我并没有热情参加这样一个阿拉善的活动。那开幕总得去吧？开幕的时候讨论章程，讨论五个小时讨论不下来，你会发现，各种人在这儿，非常热情地讨论，就是为了公益，我被感染了，我感动了，积极地加入进去。也就是说，从给面子，到积极介入，是一个过程。

王石:

    刚才杨教授说了，有的企业家就是性格分裂的，做企业不环保，但是另一方面给环保捐钱。我说，他总比不环保好一些，他有两面性，就能逐步地从捐些款，到企业去改变。如果我做一个典型来讲，我不能说到现在我不再挣扎，我还在挣扎，就是按照东方的这样一种人生哲学，不断地自我修炼，自我修为，不断地战胜那些你觉得黑暗的东西，让光明的东西更多一些。为什么说我是好人？我是指的我内心的天使一面，我说中国99.99%的人都是好人，就是这个，让大家唤醒好的一面，平衡发展。

杨壮:

    肯尼斯，有一个问题，刚才两位嘉宾都讲了，一个人要通过感动，通过内心，在整个过程中不断地改变自己，才会把企业的社会责任变成他人生的一个部分，变成他人生的一个整体。但是我现在了解，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后，在美国你也看到了这样一些企业，对企业更关注的是botemline（音），而对整个社会，对绿色经济不太关注，中国的企业正在成长，中国很多企业发展很快，他们在中国环境中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企业扩展过程当中，当然这不包括万科，刚才讲万科在国际发展很顺利，但是我的调查过程中看到，很多企业在国际发展不顺利，其中可能是我们经营的理念和国际上的理念有一些冲突，这里面涉及到环境的问题等等，你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给中国的企业家代表讲几句话，让大家更加从一个国际化的企业和视角上看一下，作为一个企业家，除了botemlien（音），还应该关注其他什么东西，要做到这一点首先企业最大的责任是什么？

肯尼斯·伯林:

    我觉得，作为企业来说，他们自己有一部分责任。第一部分是竞争力，就像我之前说的，这些企业必须要知道现在在气候变化方面有什么样的东西，这样会说到很多的机会，你做什么决策，怎么样提高能效，你的能源是什么？是可再生能源还是什么样的能源？在气候变化的同时，这个企业如何能够抓住这些机会，能够有很好的未来。如果很好的决策的话，就使得公司的竞争力增强，而且你可以抓住这样一些机会，在气候变化、在能效方面做得更好。我的事业生涯当中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这些关注环保的企业比不关注环保的企业做得好，这些公司的规模不断增加，年轻人不仅仅追求产品，而且他们要求企业生产的产品不会影响环境，这是现在年轻人的呼吁。所以，如果企业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给了企业更多的竞争优势。他们有这样的责任，如果他们对于环境和气候变化关注的话，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就会更有竞争里，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

杨壮:

    你发表了一个核心观点，公司本身要真正有竞争性的话，公司一定要把能源问题当成战略来考虑，采取什么方式方法让能源降低成本，采取什么方式方法让能源真正在整个公司供应链中起到这个很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公司还应该做其他的事情，让你的公司在生态链中做得更好，在世界上，在你自己本国取得很大的成就。我想，他说的这一点对在座的每个企业都有很大的帮助和启迪。姚明，你看到中国互联网一代的年轻人，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什么？你觉得他们是不是中国未来绿色经济的希望？如果说你觉得他们有希望，更加值得让他们思考，在今后整个绿色环境当中，他们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

姚明:

    年轻的一代永远是希望，现在的互联网媒体，包括现在的社交平台，给了他们我们过去没有的沟通的渠道和方式，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更有自我性，而自我性的非常关键的一点，王总说你首先要爱自己，他的自我性我认为就是爱自己，他认为自己是非常独特的，而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们的对外的辐射性、放射性，就会影响到一切和自己相关的人和事，可能从短时间内你看到的是朋友圈，或者自己关注的一些人，但是慢慢的当他成长了以后，就会发现，他们会比我们有更强烈的对社会的责任感。就像当年大家曾经担心我们八零后这一代人和过去六零后、七零后非常不一样，但是现在看起来，很多八零后已经走上了社会做主力的工作，九零后今后我相信只会比我们更出色，比我们更有社会责任感去勇于担当，勇于改变我们现在目前的问题，而且他们的思维恐怕是突破性、革命性的，带给我们很多过去不太可能的思想的角度看待同样的问题，带给我们很多技术和思想上的革新，我对他们充满了信心。

杨壮:
    谢谢，刚才几位嘉宾都了一个问题，我们要自爱。自爱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可以导致自尊，自尊可以增加自信，自信可以对自己的责任感觉更深，这是一个逻辑的链条。我也希望，今天通过我们应对气候变化，企业与社会责任的论坛，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做起，每个人都从自爱、自尊、自信做起，从责任和创新做起，把中国的社会做得更好、变得更好。谢谢三位嘉宾，谢谢你们今天的分享。

主持人:

    谢谢杨壮教授，谢谢三位嘉宾的精彩分享。
    看到刚才深度讨论，不单纯是局限于技术层面的如何做环保的讨论，几位嘉宾从不同的角度，其实探讨了很多行为心理学背后企业家为什么要这样做、环保背后的理念是什么，对于整个环保理念的整个社会体系甚至人类社会体系唤醒的过程，这里面除了技术层面的问题，还有很多心理学层面的问题。

主持人: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2015年度低碳榜样颁奖典礼的环节，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低碳榜样？诚如前面几位嘉宾所说的，2015年5月开始，在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之下，国家信息中心中国民促会绿色出行基金和中国低碳联盟借助2014年低碳榜样的成功经验，共同面对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企业以及个人组织开展了低碳中国行之2015年度低碳榜样的评选工作，这个评选是非常的公开而且公正的，我们经过专家的评审，在2015年度一共有5家低碳企业、6项低碳案例、4位低碳人物脱颖而出，成为2015年度的低碳榜样。说到低碳，其实不简单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就像我们刚才深度讨论之后，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我们接下来就进行这样低碳榜样的颁奖。

主持人:

    首先颁发的是2015年低碳企业，获奖的是5家企业，他们分别是广州港南沙港务有限公司、新疆敦华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天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碳阻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陶氏化学。有请企业上台领奖。颁奖嘉宾是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孙桢副司长为获奖的低碳企业颁发获奖证书，有请孙司长。
企业带头人有先进的理念，必须把能源，必须把这样的理念放到整个企业经营的理念，才可以获得这项殊荣。再次祝贺5位获奖的企业，也请孙司长落座，请台上五位获奖企业共同合影留念。

    接下来颁发的是2015年度低碳案例，这次获奖的一共有6个案例，分别是深圳东部华侨城主题酒店群节能改造项目、于家堡首例APEC低碳示范城镇、武汉市金口垃圾填埋场生态恢复案例、绿主妇创造绿色生活、吉林省白山市长白县农村基层组织“聚能送暖”工程和零碳创意馆。有请以上低碳案例的代表上台。接下来有请颁奖嘉宾中国民促会绿色出行基金黄浩明秘书长为低碳案例颁发证书。

    每一个低碳案例成就出来，能获得这个奖项都不是容易的过程，每个也都有借鉴和推广的意义，当中国经济正在进行深层次调整的时候，当绿色发展经济增长方式成为主流的时候，每一个低碳的案例都具有学习和借鉴推广的意义。再次祝贺六位获奖的代表。

    接下来颁发的是2015年度低碳人物称号，获奖个人一共有4位，他们是广东南方物流集团官金仙、深圳市中航健身时尚股份有限公司王岚、依科瑞德北京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苏存堂和杭州市低碳馆吉京杭，有请四位低碳人物上台领奖。颁奖嘉宾中国低碳联盟秘书长张建宇为“低碳人物”颁发证书。

主持人:

    我们今天的活动暂告一个段落，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出来“十三五”的中国经济发展目标当中，绿色是其中的重点，绿色是永续发展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在这一点上来说，《An Inconvenient Truth》已经呈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了，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是命运共同体，希望大家不吝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我们下一代、为全人类的好的生活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