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范围内的寒潮、酷暑、飓风、洪水以及森林大火等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近些年频繁发生，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有关人类生存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其中，应对气候变化早已成为关键议题。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物理风险、转型风险以及责任风险也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今年9月发布了《我们的共同议程》（以下简称《议程》）。《议程》指出，人类面临一个严峻而紧迫的抉择：是进一步走向崩溃，还是取得突破，走向更绿色、更美好、更安全的未来。

“我们知道，GDP这一指标没有考虑到人类福祉、地球可持续性和非市场服务，也没有考虑到经济活动的分配层面。荒谬的是，当人们过度捕捞、砍伐森林或燃烧化石燃料时，GDP就会上升。我们正在破坏自然，但我们却把它视为财富的增加。这样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现在是集体承诺采取补充措施的时候了。如果没有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在生物多样性、污染和气候变化方面确定的目标将无法实现。”古特雷斯表示。

为“绿色”定价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除非我们在未来几十年内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否则全球变暖的幅度在21世纪将超过1.5摄氏度和2摄氏度。气候变化正在加剧水循环，这会带来更强的降雨，甚至引发洪水，而在许多地区则意味着更严重的干旱。

“稳定气候需要强有力地、快速地、持续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达到二氧化碳的净零排放。限制其他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特别是甲烷的排放，对健康和气候都有好处。”IPCC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翟盘茂说。

而要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为碳定价便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机制。瑞士百达财富管理资产配置与宏观研究主管戴卓鸣分析称，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温室气体排放是一种外部因素，它们为社会带来排放者难以承受的成本，至今市场仍无法将其内部化。因此，为碳定价不仅是必需的，也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向低碳经济过渡的最佳方式。

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发布的一篇博客中指出，碳定价所产生的激励可以通过对排放率或费用的规定予以加强。利用碳定价收入来提振经济，并抵消燃料价格上涨造成的经济损害，可以为这一战略赢得支持。与此同时，需要采取适当的过渡措施来帮助低收入家庭、弱势工人和地区。私营部门可能无法提供的清洁技术基础设施网络需要公共投资，比如电动汽车充电站和电网扩建，以容纳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而碳定价最终也必须拓展到其他行业，如林业和农业。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碳定价主要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征收碳税，二是碳排放交易制度。其中，碳排放交易制度已经在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步开展，并在推动碳减排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富达国际大中华区公司治理及可持续投资业务总监王芳在采访时表示，碳排放市场交易机制通过把碳资产化和商品化，使排放不再成为一件零成本的事情，在刺激排放大户淘汰落后产能来实现减排的同时，激励低碳技术的创新和运用，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与此同时，赏罚机制健全、限制配额和全行业覆盖的碳市场有助于更有效地进行碳定价，从而发挥碳交易机制的最大效用。“各国家、地区和市场未来在碳市场间的联动和对接有助于形成区域性乃至全球碳市场，最大程度地活跃碳交易并扩大市场规模，更好地助力全球绿色低碳经济转型。”王芳说。

中国银行研究院博士后汪惠青表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通过价格信号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全社会的减排效率，降低减排成本。在碳交易机制下，企业的碳排放被纳入成本范畴，实现负外部性的内在化，促使企业投入更多的资金和技术，开发引进先进技术设备，降低减排成本以及获得减排收益。此外，碳交易具有较强的金融属性，通过发展碳市场，激活碳市场的金融属性，能够更好地发现价格、管理风险、吸引资金，有效引导社会经济绿色转型。

能源转型困难仍存

除了通过机制设计推动碳减排以及经济绿色转型外，实现能源从主要依赖化石能源转向更加清洁的能源，有助于从根源上降低使用能源而造成的碳排放污染。古特雷斯曾表示，需要立刻采取能源行动，削减碳污染。主要措施包括：2021年后不应该再新建燃煤电厂。经合组织国家必须在2030年之前逐步淘汰现有煤炭，所有其他国家必须在2040年之前效仿；停止所有新化石燃料勘探和生产，并将化石燃料补贴转用于可再生能源；到2030年，太阳能和风能的产能应该翻两番，可再生能源投资应该是现在的3倍，以便在本世纪中叶之前保持净零轨迹。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持续推动能源转型发展的同时，也不应忽视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汪惠青表示，新能源在能效、稳定性、成本、储能等多方面都有待突破。第一，新能源的能源转换效率需在技术层面得到进一步突破。以光伏发电为例，目前，商用光伏发电的转换效率基本在25%以下，与70%的理论值相差较多。第二，新能源发电受自然因素影响大，随机波动性强。随着新能源并网比例不断提高，发电波动将大幅增加，导致各国电力平衡难度加大，加剧电力供应短缺问题。第三，新能源的生产和储能成本相对较高。

另外，从能源治理的角度来看，汪惠青认为，能源安全问题可能演化为能源政治问题，这就需要各国摒弃分歧、实现合作，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一项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在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转型、电气化、提高能效等领域展开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从社会经济层面来看，全球能源转型过程中不能忽视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对于依赖化石燃料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平衡发展和能源转型是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和帮助的。”王芳说。

另外，王芳认为，中国有望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经过10多年的攻坚克难，我国已经在能源科技，尤其是新能源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