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峰会，更像费时费力召集的一次非正式“PAR TY”，如一些媒体所言，这次看似轰轰烈烈的峰会，就性质而言，仅是联大会议前一次非正式的首脑会晤，而非正式谈判。
不久前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峰会，更像费时费力召集的一次非正式“PAR TY”，如一些媒体所言，这次看似轰轰烈烈的峰会，就性质而言，仅是联大会议前一次非正式的首脑会晤，而非正式谈判。不过，从账面上看，此次峰会十分高效。125个发言代表鱼贯登台，去谈节能减排这件注定要吵架、注定要得罪人的棘手事，却只用了一天时间便圆满完成。非但如此，2009年哥本哈根峰会打算通过的气候变化全球新协议，一直扯皮到今天，而本届峰会的共同宣言，居然在当天就已达成并出炉了。
按照这份宣言的精神，各国政府、跨国企业和相关机构、组织同意在2030年前阻止热带雨林减少、改善食物生产、扩大再生能源运用比例，并将电动车占新车销售比例增加至30%。
在峰会期间，各国官方和非官方机构非正式承诺，将筹集总数达2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美国等30多个国家和多家跨国公司还联合推出一项目标，希望在2020年将森林破坏减少一半，2030年停止破坏森林，这些国家和机构认为，贯彻此举将能令全球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45亿-88亿吨——— 这相当于全球当前所有小轿车(约10亿辆)的总年度排放量。
然而正如许多观察家所言，这可能只不过是“纸面繁荣”。此次峰会讨论之所以高效，争执之所以点到为止，宣言之所以不拖泥带水地出炉，说到底，正因为“非正式”三字。但即便如此，这非正式舞台的非正式博弈，也仍然一如既往地给人以“气候搭台、经济唱戏”的感觉。
本届峰会上，中国代表一如既往强调“减排和发展不能偏废对发展中国家很重要”，及“工业化国家必须承担补贴发展中国家义务”的一贯原则，虽然提到会“尽早”达到碳排放峰值，但尚无具体时间。印度环境部长普拉卡什·雅瓦德卡尔则在9月25日直截了当表示，印度联邦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消灭本国贫困，提高本国经济水平，他将减排索性称为“美国等更发达经济体的责任”，并重申美国历史上一直是世界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甚至明确表示，明年巴黎气候峰会前，印度不会提交带有具体目标的减排方案，甚至“不排除增排的可能”，要让印度切实减排，“至少再等30年再说吧”。相较“金砖伙伴”，巴西因为气候峰会宣言上含有减少森林砍伐的条款，其代表索性以“事前未获得充分意见征询”为由，直截了当拒绝了签字。
欧美国家之积极，新兴国家之保留，都带有浓厚的经济考量。
对于大多数欧美国家而言，其经济结构早已升级，原先高能耗的工矿业早已在很大程度上被高科技、金融、服务业等“无烟产业”取代，节能减排非但不是很大经济负担，相反还能创造更多效益。早在哥本哈根峰会上就有观察家指出，在新能源和替代能源产业方面，工业化国家的优势更明显，垄断度更高，此次纽约峰会提出电动汽车替代比例，则同样被一些观察家讥讽为“替美日等国汽车企业救市”。至于减少燃煤量，减少森林砍伐量等也同样如此。
相反，工业化国家中个别对燃煤或资源类产业有依赖的，态度就会迥然不同。如加拿大，尽管该国环保团体历来活跃，但近年来其经济结构“逆转型”，较之前更依赖油砂业和软木、纸浆业，该国在减排问题上的立场、姿态就显得有些飘忽，一方面大力倡导节能减排，另一方面却对类似气候峰会之类的减排讨论意兴阑珊。
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国家的迥异态度不难理解，态度虽异，采取态度的动机却如出一辙。
以印度为例，正如雅瓦德卡尔所言，该国还有20%的人口没有用上电，贫困人口总数按照莫迪政府上台后新调整的贫困线标准高达3.6亿，占人口总数30%。在国大党政府期间，印度试图迈过工业化阶段，直接发展“后工业化产业”，但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如基础设施滞后、贫富悬殊拉大、就业问题无法解决等。莫迪上任后提出雄心勃勃的建设、发展计划，目的是夯实印度经济发展后劲，摆脱近年来的滞涨困局。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固然会表示，自己将增加可再生能源投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加强森林植被保护，固然会喊出“不用破坏的发展”这样的口号，但无论如何，“发展”才是主题词，“不用破坏”仅仅是修饰语。
巴西的情况同样如此：该国森林覆盖率占57%，木业、基于森林开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物能源产业，以及亟待“补课”的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和热带雨林“争地”，让巴西在毫无补偿的情况下牺牲自身经济命脉，去保护整个地球的“绿肺”，显然有些强人所难了。三“金砖”中相对积极的中国，在产业结构上也是率先走到升级换代临界点，且其排放量也是最接近峰值的。
人们曾把希望寄托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补偿上，2010年坎昆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曾主动承诺，在2020年前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用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补偿，并特别提出“快速启动资金”概念，但实际上兑现的却相当有限。此次气候峰会喊出“2000亿美元”，数量虽翻番，但不仅无约束力，且“掺水”更严重——— 这2000亿美元包括商业银行应提供的300亿“绿色债券所得”，和某些开发银行应提供的1000亿美元，各国政府(这个“各国”当然就不仅仅包含工业化国家了)需要提供的仅700亿美元，能否兑现，能兑现多少，同样未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