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双方发表《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下称《声明》)。两国元首重申坚信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两国在应对这一挑战中具有重要作用。两国元首还重申坚定推进落实国内气候政策、加强双边协调与合作并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向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经济转型的决心。世界上最大的两个CO2排放国再次发布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会对即将开启的巴黎谈判有何影响?《声明》又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就上述问题,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了创绿中心研究院项目主管郭虹宇。
彰显气候行动决心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您认为《声明》的发布对于巴黎气候谈判有何影响?
郭虹宇:这一声明是继去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以来,两国再次清晰地表明推动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政治意愿。中国的自主贡献预案(INDC)于去年在中美声明中首窥一斑,主要是减排、能效和非化石能源指标,此次声明给出实现指标的具体措施,也提升了其他国家对中国减排行动的信心。中美两国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的承诺,也将极大增强发展中国家采取气候行动的信心,加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信,将为年底在巴黎气候大会达成一个公平的进取的新全球气候协议注入新动力。
当然,大的背景是中美关系错综复杂,气候议题是少数可以合作的议题之一。但中美目前的减排雄心尚远不足达到将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
减排承诺有助于实现能源转型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声明》对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带来哪些影响?
郭虹宇:《声明》有力推动了中国向清洁能源转型的进程。限制公共资金对国内及国外高碳项目的投入以及激励可再生能源并网的“绿色调度”系统等将为市场与投资者释放一个明确、长期的政策信号,增强投资者的信心,撬动更多私营部分的资金以推动中国实现能源革命,向清洁能源转型,并进而实现中国在INDC中做出的到2030年左右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的目标。
除了减少碳排放之外,能源转型还将为中国带来显著的健康、环境以及就业等协同效益。自中国“向污染宣战”以来,许多智库与NGO的研究均表明,低碳经济对于改善公共健康、改善空气污染,以及增加绿色就业等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限制高碳项目的公共资金投入,将引导中国走上可持续的低碳、绿色城镇化道路。
应对气候变化将有更具体措施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声明》中,中国政府承诺将拿出200亿元人民币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您认为这一举措意味着什么?
郭虹宇:中国在此次声明中宣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200亿元人民币(约合31亿美元),与此前美国向绿色气候基金承诺的30亿美元相当,中美两国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的承诺,将极大增强发展中国家采取气候行动的信心。
中国此前在INDC中提出要进一步加大南南合作力度,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表明中国愿意主动承担与自己国情、能力相应的大国责任,推动各国积极承担气候行动义务的决心。中国可充分发挥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的作用,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极端天气和气候灾害的影响,特别是在发达国家迟迟未能兑现气候资金承诺的关键时刻,这些资金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借助南南气候基金,中国能撬动更多资本投向气候友好的领域,也可推动对外贸易和投资的转型升级。
此外,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与丝路基金如果能将气候友好的原则纳入投资决策,也将有效提升发展中国家可再生能源市场的活跃度,加速全球能源转型步伐。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声明》中,中国首次在国际上宣布2017年推行全国碳市场的目标,您对此有何看法?
郭虹宇:此次中国首次在国际上宣布2017年推行全国碳市场的目标,与国内之前的时间表(争取2016年底2017年初)是一致的。考虑到各省目前还在努力推动核查,具体实现时间也需要看全国的准备情况,以及气候变化法这一顶层立法的推进。
我们期待中国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用创新的市场机制,实现更低成本节能减排,并推动中国实现在INDC中做出的减排承诺。中国已经在7省市试点进行了有益实践,不过我们也看到,若要形成有效的市场机制进行有效的减排,中国碳市场仍面临潜在的风险和挑战,比如排放数据质量先天不足,总量设定存在过松的风险,总量的浮动性、增长空间的预留与其他国家能源和污染治理相关政策的衔接还有待完善。
到2017年推行全国碳市场,为中国留出了更多时间做好基础工作,解决上述潜在的风险,建立一个有效的碳市场。毕竟为碳定价并形成有效的市场的初衷是实现温室气体的减排,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目前的政策讨论仍然集中在较小的圈子和较为封闭的状态,参与市场的不同利益主体多是体现商业利益的诉求。建立和运行全国碳市场这一过程需要全面思考和实践、多元参与和讨论,以及有效的市场监管以及社会监督,以确保市场的公平和有效减排。
来源:中国经济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