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际环保浪潮

上世纪中叶，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累积造成的大气、水、垃圾等环境污染和公害凸显，促使人类开始关注和反思环境问题，环保浪潮开始席卷发达国家。1970年，美国民众发起首个世界“地球日”活动，超过2000万美国人参与到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群众性环保运动中，这也促使美国《清洁空气法》重要修订案在当年得到通过。此后，绿色和平、世界自然基金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非政府组织逐步发展壮大，目前在全世界已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1972年6月5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提出了“人类环境”概念，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建议设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同年12月，联合国大会决议成立环境规划署，统一协调和规划有关环境方面的全球事务。1973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简称UNEP）正式成立，此后为推动全球各地的环境保护行动及国际合作，开展了大量工作。

1988年，UNEP和世界气象组织共同创建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IPCC历次评估报告已成为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重要科学依据。

三、防治雾霾的对策思考

目前在中国，雾霾等污染对人们健康和社会生产生活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危害。全社会应当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精神，借鉴国际经验教训，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努力推动以绿色、循环、低碳为特征的清洁发展。

（一）完善立法，强化执法

英美最重要的经验是不断完善环境立法和严格执法。完善立法要加强具体可操作性，使“有法可依”得到精细化落实。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自1987年颁布，已历经1995年、2000年两次修订，但仍不到1万字。美国1990年《清洁空气法》近100万字。细化立法要加大惩罚力度，不仅大幅提高罚款金额，让重污染企业即时“死亡”，而且可以考虑引入刑罚，切实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二）加强区域性防治规划和联动

雾霾等多个污染问题已成为区域性问题。其中，既有相邻行政区发展不平衡，很可能使发达地区的污染减排努力被相对落后地区新增污染抵消的问题，又有同一行政区内产业布局、城乡统筹问题，以及核心城区的治污努力被郊区和农村新增污染抵消的问题，还有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机动车交通管理问题，等等。治理污染，需要统筹协调相关行政区域，加强区域性防治规划和联动。同一行政区内要在注重核心城市清洁发展的同时不忽视郊区、农村清洁发展。行政区域之间加强联防联控，则需要中央政府的大力协调。

（三）生产、生活绿色低碳化

一是全社会向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型。政府加强管理和引导，企业增强社会责任感，公众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形成全社会主动提倡、自觉实践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的局面。二是优化产业结构，做好产业科学布局、合理转移。在环境容量紧张的大城市，大力发展低消耗、低排放和低污染的服务业和轻工业，将重化工业逐步转移到环境容量较大的地区。减缓全社会对钢铁、水泥、建筑、煤电等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行业的需求。三是在生产生活的各行各业大力推广利用各种清洁煤技术和热电联产、集中供热等煤炭清洁化利用方式，不断提高可再生能源、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利用比重，控制和降低煤炭消费总量，不断采用有效节能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污染治理方面，工业生产过程采用清洁生产和循环生产技术，做到废弃物循环和综合利用，不得不排放的污染物进行脱硫、脱氮、除尘等无害化处理处置，机动车则采用更为先进的尾气净化装置。四是在城镇化进程中，高度重视农村能源问题，探索农村清洁能源解决方案。五是进一步鼓励植树造林、生态农业。

（四）利用市场手段，加强公共-私营部门合作

借鉴欧美等的成功经验，创新机制体制，在充分利用司法和行政手段加强管理的同时，创新机制体制，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充分发挥市场力量。一是对污染防治措施进行经济分析，比较不同措施可获得的防污减害、健康、工作机会等方面的费用-效益或效果，从中选择最佳措施予以推行。二是利用污染税、排污权交易、价格、押金、罚款、征收拥堵费、提高停车费等经济手段，调动生产者、服务提供者、消费者等市场主体防治污染的积极性。三是加强公共、私营部门合作，有效发挥市场力量。

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作为连接政府与市场，结合财政与金融，联合国内与国际的政策性基金，正在积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投入生态文明建设事业，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产业化、市场化、社会化和国际化，通过务实开展清洁发展委托贷款、碳市场股权投资、创新融资模式等业务，致力于作为国家财政支持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补充资金和创新手段，促进公共-私营部门合作探索节能减排创新机制，引导更多公共和私营、国内和国际资金投入，努力取得减排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的协同效益，为建设美丽中国做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