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198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环境工程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1990年在清华大学获技术经济专业工学硕士学位，曾任教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

编者按：

邹骥是我十分尊敬的老师、学长，2014年我参加国家发改委低碳发展宏观课题研究有幸分到邹教授领导的课题组，学习到很多关于气候变化的前沿知识和气候谈判的一线信息，最关键是国际化的视野和分析方法。

邹老师还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学长，今年校庆105周年的纪念清华社会科学90周年活动上，我聆听了邹学长的精彩发言。

邹骥是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国政府专家组核心成员、中国谈判代表团代表，连续19年参加气候大会，他的观点很重要。

感谢邹老师允许我微信公号首发他的这篇文章。

何继江

特朗普在竞选中对气候变化政策持负面态度，但从法律上讲，退出巴黎协定和改变奥巴马国内减排目标的程序需要耗时且付出政治外交代价，预计他入主白宫后未见得采取简单撤销的做法，但也不会再加码。奥巴马国内气候政策本来就含金量不高，余地留了不少，接近自然而然就基本可以完成的情景。

而且美国气候政策的主要效益依据是健康。因此我不认为美国国内气候政策的实质内容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川普上任后，在清洁能源、能源安全、能源贸易、技术研发方面依然可能有所作为。

中美气候合作亮点不再，拿巴黎协定说事已经不再会是重点，但有可能在基于真金白银利益的基础上，就能源环保合作开辟新的合作亮点。

小布什曾不加入京都议定书，但并没有退出公约，也没有停止向清洁低碳能源研发的公共预算支出，美国企业在建筑交通和工业能效方面也没有停止技术和市场开发，加州州政府也没有停止控制碳排放的政策进程。看美国，不但要看白宫，还要看国会和法院;不但要看联邦，还要看州市;不但要看政府还要看企业。

有一点确实不明，就是拿气候说事，做全球治理的文章，川普会形成什么思路，有待与之互动。

而就中国的气候战略和政策而言，那是根据中国的国家利益而确定的，与美国谁当总统关系不大。

中国的气候变化战略和政策，首先立足的还是我们自己要做，是经济转型升级、局地空气质量改善、将效率提高变为增长新动能、加强能源安全等的要求。几年前我就提出是发展路径创新的要求。大的利益框架是:

其一，增长的碳关联依然留有峰值前的余地，高碳产业有转型机会，所谓传统增长意义上的发展空间;

其二是绿色低碳竞争力，这个主要体现在中长期，和第二个百年目标相吻合。不能想象一个低效和产业结构落后的经济体会居于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其三我们相信全球气候系统失衡与人为过度排放温室气体相关，而且这种失衡的负面影响迹象已经为观测证实，按照科学推理和想象，这样的负面影响在未来会对幅员辽阔、人口暴露度甚高的中国影响巨大，应当去努力避免。

其四，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比较有可能更大程度实现其影响力和话语权，从而外溢到其他全球治理领域中去提高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和权力（power）与领导力。

最后，其五，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有利于提高中国国际形象，提高Attraction，占据道义制高点。在海外投资超万亿美元、每年出国求学、商务、旅游人数数以亿计时，国家形象就不再是虚头八脑的面子了，而是真金白银的利益。

我观点的详细论述也可见去年巴黎大会前发表的《论全球气候治理-构建人类发展路径创新的国际体制》（中国计划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