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27日，“财经年会2021：预测与战略”在北京召开。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通过视频的方式，作了主题演讲。

在周小川看来，中国要如期实现碳中和，任务很艰巨，面临很多挑战，需要做很多工作，这就需要做好规划，建好机制，在这方面培养好人才。根据我国的现状和未来的目标，我们主要依靠什么去实现碳减排，实现碳中和？周小川分享了自己看法。

“这个问题在中国十多年前就有过争论，争论的是主要依靠行政性任务分解还是主要依靠价格激励。”周小川说。

周小川介绍，按照计划经济的传统办法，可以将碳排放的任务进行分解下达给各省市，要求他们实现碳排放达标，并对他们如何落实，落实与否进行监督检查。另一条路径就是主要依靠价格激励机制，依靠碳税或者是碳市场的碳排放配额价格提供激励机制来加以实现，这就是以市场手段为主。当然两者也可以适当相结合，但必须明确其中的配合关系。

“当前首先要认识到此项任务的艰巨性，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表面上看还有40年，但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回顾已有的经验，即使对碳排放非常积极的欧洲，他们在40年中能做到什么样的减排都是有数字可查的，也说明我们的任务的艰巨性。”周小川指出，实现这项任务需要大量的投资，而投资是需要周期才能看到结果的。

周小川表示，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基数的问题，现在的碳排放在全球的比重接近30%，特别是我们的单位能耗和单位碳排放，每产生一个单位的GDP所产生二氧化碳的量来讲，基数还是很高的。因此，对我们来讲这个任务显得更加艰巨、更加繁重。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乐观的方面，也就是技术在不断创新，有些技术逐渐成熟化，不过要把这些技术投入应用也需要大量的投资。“周小川说。

周小川认为，过去计划经济的教训是靠制造计划的大板子，然后分解任务来推行，但是单靠任务，不去或者少去考虑经济实体的积极性，包括人和机构的积极性，主要不靠激励机制，很多分解的任务最后看起来都是完不成的或者是不现实的。这些教训让我们看见光依靠过去传统的任务分解方式恐怕是不够的，缺乏激励机制往往造成任务得不到落实。与此同时靠任务分解将任务分发下去，最后报上来的数字经常是不真实的。

“此外，从任务分解和接受检查来看，二氧化碳排放与其它许多经济任务相比，它的难点是度量和检查上的困难更大。因此，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已经写明了要更大力度地发展和利用碳市场。”周小川表示。

周小川指出，要实现碳市场的合理价格，首先要有总量，总量要封顶，在封顶的条件下对碳配额进行交易，这样才能有价格形成的规律性。目前中国未来若干年的碳排放总量还未逐年确定，涉及到今后这40年内总量到底是如何确定、如何计算的，由目前过渡到某一个具体的目标哪一年份，总体上是逐步加严的总量控制，可以是线性安排，也可以是先松后紧或者是先紧后松。

“总体而言，我们这项工作目前还是有所滞后的，这与多年来资本市场存在的偏差有一定的关系。大约十年以前很多人的认识都是碳排放会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因此中国当时认可的减排任务强调是按比例，也就是按GDP增长的比例来承诺比例性排放指标。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抵触总量指标，认为总量指标模糊一些为好，这是过去历史形成的缺陷。”周小川说。

在周小川看来，定了总量指标以后，在对这个总量进行分配的时候，可能在前期要照顾到当前的生产和工艺路线，可能最开始有一部分免费配额分配，随后逐年减少免费。所以，这是一个过渡过程，这个过渡过程的设计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它必须是一个可信的过渡过程，中国提出2030年以前达到碳排放的峰值，我们可以设想这是有条件实现的，而且应该往前赶，并且有条件往前赶，否则后30年的任务可能就太重了。

“大家知道，在中国也有一些地方和有些机构很早就有积极性发展碳市场，它们已经在中国的若干地方，如天津、广州建立了一定规模的碳市场。同时，也进行了碳排放的交易，并产生了交易价格。这些碳市场跟未来全国的大市场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也是需要探讨的。”周小川说。

周小川指出，如果各个市场设计的不一样，总量封顶的依据不一致，中间又没有连通机制，所形成的碳排放的价格可能不一样，就不利于整个工作的推进，所以要想办法把这些市场进行连通。

“总之，我们要高度重视激励机制，也就是碳排放配额的价格或者是碳税的税率，同时要在这方面有明确的价格形成机制和定量计算的规范，并设计好如何通过市场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周小川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