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各式口罩上会，成了本年度全国“两会”的一道风景。环境恶化越来越引起民众不满和政府管理部门焦虑，并对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形成了现实威胁。
李克强总理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毫不掩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指出，“雾霾天气范围扩大，环境污染矛盾突出，是大自然向粗放发展方式亮起的红灯。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下决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报告还指出，坚持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鼓励企业兼并重组，并提出淘汰落后产能的具体目标。
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这些目标？何时让那曾经的蓝天和新鲜的空气再回到我们的身边？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委员们有着一样的共识，那就是最有效的还是经济杠杆。
用经济杠杆取代行政手段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部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副主任李长安认为，近几年来，中央和许多地方采取了一系列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绿色发展、加强污染治理的措施，力度不可谓不大，措施不可谓不力。但总体而言，行政管制与财政投入性的措施多，管长远、管全局、有示范意义、特别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创新少。
“生态文明建设不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根本原因往往并不在于党委政府不重视，而在于制度创新不够，生态环保体制机制改革的决心不够，从而治标不治本。”他说。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在节能降耗方面，以政府行政手段为主的选择式“关停并转”操作空间有限，仅适合为数不多的大型企业；以法规划定“准入”技术标准的“正面清单”方式，逻辑上可面对中小企业，但操作中会产生为数众多、防不胜防的“人情因素”设租寻租，发生事与愿违的扭曲。
贾康表示，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两大悖反现象：一方面，官方反复强调科学发展、包容性可持续增长，但实际进展是在部门利益、垄断利益的阻碍下步履维艰，为此必须做的与煤、电相关的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能降耗长效机制改革，一拖再拖。另一方面，公众对雾霾等环境恶化问题有切身感受，但一说到资源税、环境税等改革，却又会由其“加税”特征引发一片反对声浪，甚至有人会“跳着脚骂娘”，很不认同这种会牵动利益关系的经济调节方式。
“上述这种政府、民众两大方面的悖反和荒谬状态，必须依靠着眼全局、前瞻长远、逻辑清晰、设想周全的改革设计，与以更大决心、勇气、魄力和智慧构成的改革行动来破解。”贾康说。
贾康说，“真正的、长久的出路和主力型的调控长效机制，是通过改革，以经济杠杆手段为主，让市场力量充分发挥公平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作用，把真正的低效、落后、过剩产能挤出去。”
排污权交易或可期待
“我国应加大排污权交易市场体系建设,助推城镇化绿色发展。”全国政协委员、泉州市政协副主席骆沙鸣说。
骆沙鸣表示，应以排污权交易为核心，促进和形成在排污总量控制下，体现排污权的稀缺性来实现区域内企业的转型升级与“优二进三”，推进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低碳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促进环境管理战略转型。
骆沙鸣建议，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持有排污许可证的组织、企业、个人之间在相关政策法规的约束下，可进行排污权的有偿转让或变更活动，建立完善新排污权交易政策、市场体系和高效的市场运行机制，提升交易机制效率，激励企业主动节能减排治污，用市场机制推动城镇化的绿色发展。
“政府可通过市场购买民间资本的产品服务而获得城镇环境治理的公共服务产品，如城镇绿化、污水处理、人工湿地、垃圾分类、回收再利用等处理，吸纳民间资本进入环境治理市场，降低民间资本进入环境治理领域的门槛，提供公平竞争有序治理环境的社会氛围。”骆沙鸣说。
李长安说，对主动实行排污权有偿取得、实施地方特别排污标准（即严于国家标准或国家没有制定的，如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扬尘排放等标准）的地区，由地方政府、研究机构、中央和省专家联合核算成本收益后，由中央或省财政对差额部分予以补贴。补贴可先发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制定补贴办法，中央和省认可后向有关企业支付。
“对主动治理污染物、提前实现油品升级、超过规定目标实现主要污染物减排的地区予以补贴。”李长安表示。
“价税财联动”配套改革
委员们主张，综合治理环境，需要实施“价税财联动”机制，让落后产能通过市场机制自我淘汰。
骆沙鸣建议，应建立完善有利于环境治理企业自我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政府要加大扶持环境治理企业发展和环保产业发展，建立健全与企业贡献相匹配的税费减免及政府绿箱补贴等财税制度与运行机制。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排污权交易公示制度和企业社会责任年度报告蓝皮书制度。建立市民的环保举报投诉热线畅通工程。
李长安说，环境税政策至今没有出台。电价、土地和矿山资源价格、污水垃圾处理费价格政策过多考虑生产生活成本，较少考虑资源环境代价。环境损害赔偿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现行法律和国务院法规追究违法行为基本上是以违法行为的性质,而非以违法造成的环境后果来确定追责力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至今没有出台。
贾康表示，目前是我国煤炭市场价格走低的宝贵时间窗口，应抓住机会，推出资源税，把“从量”变“从价”机制覆盖到煤炭的改革和新一轮“价税财联动”配套改革，形成有规范性和可预期性的经济调节手段为主的制度体系与运行机制。
贾康说，这个机制，可以促使全中国6000万个以上的市场主体和13亿多民众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内生地”积极主动地节能降耗，促使企业千万百计开发有利于节能降耗的工艺、技术和产品，家庭和个人注重低碳化生活，以可持续的转型发展引导国民经济与整个社会走上一条可以越走越宽的新路。
“政府所做之事的关键要领，一是掌握力度，使大多数企业经过努力可以继续发展，少数企业被淘汰出局；二是及时适度提高低保标准，使最低收入阶层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而中等收入阶层自觉调整消费习惯趋向于低碳化生活。”贾康说。
来源：中国财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