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受激励都源于机遇，而非源自担心。”原麦肯锡气候变化特别计划全球主任杰瑞米·欧鹏海姆（Jeremy Oppenheim）在北京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用这样一句话来评价了气候行动。
这次杰瑞米·欧鹏海姆来北京的一个目的就是发布新气候经济项目，他是该项目的执行主任。其称，这个项目将把目光从关注气候变化成本转化为气候变化利益。
“这个项目中心位于伦敦和华盛顿，但是也将听到来自全球各个国家的声音。”杰瑞米特别强调了其多元化。
事实上，2006年，一本名为《斯特恩报告》的文献第一次将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联系起来，影响了很多决策者的思维。不过，8年前，世界的主要思路还是强调气候成本。
据了解，新气候经济项目旨在召集世界顶尖经济学家研究良好的气候政策如何支持更强劲的经济表现。该项目旨在推动全球经济政策讨论，并为政府、企业和投资者提供决策支持。
其中，清华大学也是其合作研究机构之一，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为该项目指导委员会委员。而中国也将研究自身的新气候经济，主要将经济转型、空气治理以及减排三项结合进行研究。
这样一方面可以探索中国的低碳经济转型，另外一方面也可为2015年巴黎协议的达成作出贡献。
3月22日，斯特恩勋爵（Nicholas Stern）、何建坤以及杰瑞米等一起出席了在清华大学举行的《新气候经济》项目的中国发布会，就中国峰值、经济转型以及巴黎协议进行了讨论。
中国峰值2030年到达？
中国已是全球温室气体最大的排放国，因此任何一项有关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都备受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在新的国际气候秩序建立的过程中。
“目前，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挥协同效应，确立积极紧迫的CO2减排目标和峰值目标。”何建坤强调。
何建坤在会议上阐述了现在中国峰值的路径，“十三五”要进一步同时实施能源消费总量（主要是煤炭）和CO2排放总量的控制目标，进一步实施地区、行业以及全国CO2排放峰值目标，形成加快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的“倒逼”机制。
“我国CO2排放经过努力可于2030年前后达峰值。”何建坤表示，“但是也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对于中国而言，这样的不确定性包括未来GDP增速的不确定性、 GDP能源强度年下降率的不确定性以及能源结构调整的不确定性等等。
另外，何建坤还专门指出，在治理雾霾的条件下，东部较发达地区煤炭消费量2020年前达到峰值，CO2排放2020年左右达到峰值。全国煤炭消费总量可于2025年前达到峰值，峰值消费量控制在40亿-45亿吨。
英国格兰瑟（Grantham）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主席斯特恩勋爵则认为，中国如果煤炭峰值在2020年前达到峰值，对于中国来说则更有利。
“中国在接下来几年将做的决定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未来至关重要。”斯特恩勋爵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不仅仅使得中国获利，更会激励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新气候经济诞生
事实上，对于中国而言则需要找到一条经济转型的道路，既能保持经济增长，又能够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这也是中国新气候经济项目探索的目的。”何建坤表示。
目前，在中国新气候经济项目由清华大学主导，“将经济转型、空气治理以及减排最重要的三项结合进行研究。”杰瑞米表示。
具体而言，中国的新气候经济项目研究将着重于一系列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保证能源安全和提高空气质量的工具和方法，探寻低碳城市化规模以及发掘潜在的制度、技术革新机会。
据了解，新气候经济项目是全球气候与经济委员会的旗舰项目。全球气候与经济委员会由各国前政府首脑、财政部长以及经济学界、商界、金融界领袖组成，墨西哥前总统菲利普卡尔德龙担任主席。
目前，新气候经济项目计划在今年九月份联合国气候首脑峰会之前将推出分析报告。
“我们希望报告会推进巴黎协议的达成。”同样参与此次项目的世界资源研究所执行副主席马尼希·巴布纳（Manish Bapna）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
“如果我们的结论证实采取气候行动，国家还可以继续保持经济的增长，那么国家在作出协议决定时将会更加雄心勃勃。”马尼希说。
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会议COP21上有望达成新的国际气候协定，即针对2020年之后的气候治理。
目前，各国正在进行艰难的气候谈判。各国政府已同意于2015年三月开始正式提出相应的减排贡献。
斯特恩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相比2009年哥本哈根，2015年巴黎将会是一个更好的机会。
“第一，通往巴黎的程序比哥本哈根安排得更好，中途将会有联合国气候首脑峰会、COP20等等；第二，现在各国比起6年前应对气候变化都有了更多经验；第三，人们对气候变化威胁的认识也有了明显的提高。”斯特恩表示。
对于中国而言，2015年巴黎也将会是一个气候话语权的重新分配机会。
“2015年新的气候框架，中国不能失去一个机遇，中国也不能被排除在外。”国家发改委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主任李俊峰表示，中国将非常积极的推动巴黎协议的进程。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